与北京不同的是，以广州为代表的一些南方城市依然坚守禁放政策，甚至在“禁改限”的浪潮中反其道而行之：广州市花都区目前正准备扩大烟花爆竹的禁放范围。近日，广州市政府已将相关议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议案如获通过，花都区新华街原非禁放区、汽车产业基地第一期等都将纳入禁放区域。在年初举行的广东省两会期间，更是有七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提出了广东在全国“禁放”形势动摇之际，当坚持高举“禁炮”大旗。理由是“禁改限”是历史的倒退，不能迁就不科学的“民意”。
“禁改限”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民意究竟是科学还是陋习，实施不同政策的城市有着不同的解读。这只能说明，当今的中国公共治理理念已经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一刀切”式的治理模式正在淡化。这也表明，在北京和广州之间，至少在对待燃放烟花爆竹的态度上，存在着价值观的差异。察其一点，窥及全貌，公共治理理念的不同当然不仅仅存在于禁限之争上。事实上，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习、政治文明生态等各项条件的不同，用“一刀切”的方式来对偌大中国进行简单治理，已经显然不符合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了。
不可否认，如今的转型期社会正是一个日趋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主体在多元，利益需求在多元，观念也在多元。这都对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变革要求。政府不仅要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过渡，也要从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过渡。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二位一体，均来源于本地民众的实际需求和本地社会全方位发展的实际诉求。既然社会的利益格局已经从平均化的、封闭的、凝滞的局面转变为多元化的、开放的、动态的结构，那么，就必然要求公共治理模式也随之多元化。
即使以民意而言，此时此地的民意和彼时彼地的民意也完全可能是两种不同的形态。何况，民意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多数人的民意诉求如果和少数人的民意诉求不一致，是否就意味着少数人就一定要服从于多数人?多数人的民意和公共利益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以燃放鞭炮而论，在民间也一直存在着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均具有相当市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治理者对此一政策的实施进行通盘考虑，既不能随大流，也不能一意孤行，而是应当进行科学论证，以公共利益作为施政的出发点。
在北京和广州之间所凸显出来的鞭炮禁限政策的不同，不能以“非此即彼”的观点来进行泾渭分明式的划分。“限”可能代表着公共利益，“禁”也可能代表着公共利益，关键是能促进各地社会建设的进步，而不是图一时痛快了事。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提升，社会公共生活日新月异，公共事务日趋膨胀，政府在掌握着大量的公共资源的情景下，其所实施的公共政策，关乎着公共治理的风貌。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发展都均衡的条件下，要想使各地的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得以保证，公共治理思维的多元性在所难免。鞭炮禁限之争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公共政策的不同，更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多元性已逐步融入到公共治理思路之中。实事求是，根据本地情况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制订和实施公共政策，并依据现实情况进行变革，才能使公共政策总是符合公共利益，也才能不断地促进政治生活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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