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经学有什么特点？小编为大家提供公务员公共基础文化历史知识：西晋经学，一起来看看吧！希望大家多多学习文化历史知识，有备无患！
公务员公共基础文化历史知识：西晋经学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陶俑西晋时期，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筮，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公务员公共基础文化历史知识：西晋史学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公务员公共基础文化历史知识：西晋文学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诗篇，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实是特出的作品。《诗品》说它“言在耳目之内(通常语)，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远)”，是确切的。《咏怀诗》很难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体会阮籍忧疑无告、处境险恶的心情来读这些诗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说的是什么，而自然引起对他的同情。《咏怀诗》达到微(隐晦)而显的最高境界，按其风格，纯属魏诗，所以汉魏旧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就是说，西晋诗人在用事、练句、对偶、音节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再象建安时诗那样文质并茂。
公务员公共基础文化历史知识：西晋哲学
魏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只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音伟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魏晋之际清谈家从不谈及《列子》，足见《列子》实已亡佚。东晋张湛注《列子》书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游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符合，造书显然是在汲冢发掘以后。东晋士族经过丧乱逃窜的苦难，放荡的行为多少有些改变，《杨朱篇》所表现的极度腐朽思想，显然是西晋士族思想的特产。西晋佛学开始发展，佛家说空无，清谈家说虚无，旨趣相投，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列子》书往往与佛经相参，也是造于西晋的一证。或疑《列子》是张湛所自作，按张湛《列子序》详述得书来历，似非虚妄，注中疑《列子》书载列子以后事，似不需要诈伪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当是西晋人伪造，因张湛作注而流传。
东汉和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它的教义。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玄学崇尚老庄，是战国道家学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杨朱篇》表现得很清楚，阮瞻并以主张无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为佛教戒律与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它是思想贫乏的一种宗教，但与儒家学派却有若干联系。东晋和南北朝，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斗争调和诸现象，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子大争鸣以后的又一次大争鸣。如果说，战国是原始的唯物论思想还占优势的话，那末，魏晋南北朝却是唯心论思想取得绝对优势，并且为唐宋以来的唯心论建立起牢固的基础。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的要旨。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只有《墨辩注》得保存，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望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公务员公共基础文化历史知识：西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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