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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简历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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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3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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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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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简历(篇1)

  白居易(772 —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下邓邽(今陕西渭南县)。早年家境贫困,相传十五、六岁便只身赴京闯天下。凭一首“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 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震惊了当时的著作郎顾况。这位顾老前辈一向恃才傲物,极少推许后进。原先他还调侃前来投诗的白居易说:“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直到看了这首诗后,才赞叹说:“有诗如此,居天下亦不难。”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十九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唐宪宗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815 ),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制死,白居易因上表急请严缉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后移忠州刺史。唐穆宗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曾积极兴修水利,筑堤防洪,泄引湖水,灌溉田亩千顷,成绩卓著。唐敬宗宝历元年(825)改任苏州刺史,担任地方官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生活及人民疾苦,有较多地接触和了解。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卒,终年七十五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在文学上,他与元稹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坚,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而别无寄托的作品。其讽谕诗《秦中吟》、《新乐府》,广泛尖锐地揭露了当时政治上的黑暗,抨击了现实中的流弊,表现了爱憎分明的进步倾向。除讽谕诗外,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也独具特色,为千古绝唱。白诗语言通俗,深入浅出,平易自然,不露雕琢痕迹。其诗刻画人物,形象鲜明,以情动人,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

  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

  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可见,他是得到后人爱戴的。

白居易简历(篇2)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生于新郑(今郑州新郑)(仅见于清代县志,存疑),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香山。

  基本介绍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着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贞元十五年(七九八)进士,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因直言极谏,贬江州司马,移忠州刺史。后被召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太和年间,任太子宾客及太子少傅。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死时年七十五岁。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中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家族成员

  曾祖父:白温

  祖父:白湟

  祖母:薛氏

  父亲:白季庚

  长兄:白幼文

  三弟:白行简

  儿子:白阿崔

  生活轶事

  樊素小蛮

  在杭州刺史位上,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可不算小。 他喝酒时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

  素口蛮腰,蓄妓(这里的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妾或家庭歌舞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度,直到暮年。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现代人形容美女说樱桃嘴、小蛮腰或杨柳腰,就是从白居易那里学过来的。

  白居易后来老了,体弱多病,决定卖马和放妓,他不希望他们跟着自己吃苦。但是他心爱的马居然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和小蛮等对白居易还是蛮有感情的,都不忍离去。樊素感伤落泪地说:“主乘此骆五年,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中擳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愦。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白居易也长叹道:“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返庙,素返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姬!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缶,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当然最后于白居易70岁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当然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家酿名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心瞩洛阳

  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从江西浮梁县到洛阳省母。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白居易任校书郎时,曾春游于洛阳。长庆四年(824年)五月,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不想去长安,打算回洛阳隐居。便将自己剩余的俸薪,又加上两匹马作价的钱,在洛阳履道里(今洛阳市东南赵村东狮子桥一带),买下原散骑侍郎杨凭的旧宅。实现了他“但道吾庐心便足”的夙愿。不久白居易又奉召出任苏州刺史。宝历二年(826年)他与刘禹锡结伴归洛阳。太和元年(827年),他奉使到洛阳,与皇甫镛、苏弘、刘禹锡,姚合交游。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57岁,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到洛阳,长期住在洛阳龙门东山香山寺,至直18年后终老。正象他自己所说:“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白居易是我国唐代的著名诗人,诗词流传至今三千多首,数量居唐代名诗人之首。

  会昌二年(842年),白居易71岁时,他与香山寺僧如满,结香火社,白衣鸠杖,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做官30多年,以清贫自守,体察民情,从未忘记老百姓的疾苦。他73岁时捐资并提议民众共同治理被称为“八节滩”的伊河险段,使得“夜舟过此无倾复,朝径从今免苦辛”,自居易对这件事十分欣慰,他临终前一年,写的《欢喜二偈》中,就有这么二句:“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

  太和六年(832年)七月,白居易把自己为元稹撰墓志的钱,捐献给僧人修正香山寺,使香山寺面貌一新。

  开成元年(836年),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65卷,共诗文3255篇。藏于洛阳圣善寺钵塔院,为后人研究唐代的社会情况和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史料。他留下的3000多首诗中,讴歌洛阳的就有800多首。如《洛城东花下作》中的“记得归诗章,花多属洛阳”。《柳枝词八首》中的“何以东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阳桥”。在白居易的笔下,人们了解了洛阳的美容,对洛阳更加热爱。正如唐代诗人徐凝在诗中写的“今到白氏诗句出,无人不咏洛阳秋”。

  会昌四年(844年)春,白居易已73岁了,他还到赵村(今洛阳市东南部)观赏杏花,写了《游赵村杏花》诗。

  会昌五年(845年),自居易和在洛阳的6位年过70的朋友,组成7老会。后来95岁的僧人如满和136岁的李元爽,也参加了7老会,号称“九志图”。他们饮酒赋诗,在诗坛上传为佳话。

  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与世长辞。临终前,他遗嘱“不归下王圭,葬于香山如满之侧”,想永远与洛阳山水为伴。家人依照他的遗嘱,将他埋在龙门东山琵琶峰上。人们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位伟大诗人,在琵琶峰上对其墓加以扩建,建成了“白园”。整个白园庄严肃穆,质朴典雅,布局结合地形,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依山筑房建亭,高低错落。

  西湖白堤

  在白居易到西湖以前,西湖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整治。遇到干旱天气,西湖水很浅,不够灌溉农田;每到下大雨,又会湖水泛滥,不能积蓄。这种情况使西湖不能尽到最大的效用,造成农用和民用的水源都发生问题。

  白居易是怀着“下恤民庶”的抱负来到杭州做刺史的,到任以后,就把彻底治理西湖这一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上。他任杭州刺史的主要政绩之一,就是在西湖东北岸一带筑成捍湖大提,有效地蓄水泄洪,保证农田有水灌溉,人民有水喝。

  这个筑堤蓄湖的工程在白居易离任前的两个月得以竣工。824年三月,白居易亲自写了《钱塘湖石记》一文,刻成石碑,立在湖岸上。这篇碑记就成为关于西湖水利的重要历史文献。白居易修建的捍湖大提,人们就称它为“白公堤”,表达了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

  当然白居易在筑堤捍湖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麻烦。例如,当时有些人对筑堤设闸、决放湖水来灌溉农田的举措十分担心,而且提出了反对意见,白居易对此一一作出了解释与批驳。并且,白居易也对湖堤筑成后西湖的蓄水量与放湖水灌农田的实际功能作了细密的测算。

  当然,最后捍湖大堤的建造是十分成功的。到明代,白公堤仍然存在,它不仅是一座水利设施,而且还是当时杭州一条热闹繁荣的交通要道。只可惜白公堤的原址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游览西湖,就以白堤为白公堤的替身,来寄托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之情。当然,其实我们今天说的白堤并不是白居易建造的白公堤。

  白居易于长庆二年十月赴任杭州刺史,前后三年,实际时间仅20个月。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白公却为杭州做了多件大事,对杭州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杭州这个山明水秀的城市,三面环山,山泉淙淙不竭,又有周边三十里的西湖,蓄着一湖淡水,按说水源还是相当充裕的。但是在唐代,居民的饮水却大成问题。

  原来,杭州濒临钱塘江,由于受钱塘江咸潮的长期侵蚀,地下水又咸又苦,根本不能喝。唐代的杭州范围比今天要小得多。城中居民大多住在井边,取井水饮用,而井水却是咸苦的,到西湖取水还有一段距离,到四周山中溪涧取水,路途更远。居民为解决日常引用水问题,往往跑来跑去,浪费时间又浪费力气。

  第一位浚六井,解决饮水问题的官员是李泌。李泌所始建的六井,不是从地表向下深挖而取地下水的井,而是引西湖水通过管道到一定位置而蓄水的井,类似于蓄水池,其水源就是西湖。只要西湖水不干涸,城内井中就淡水不竭,居民们就可免除远途取水疲于奔波之苦。

  白居易到杭州做刺史,距李泌建造六井已经四十年。这时,地下引水管道已常常淤塞,水流不畅,影响了城内六井的供水。白居易发现了这个问题,决心继续李泌这一利民业绩,彻底治理西湖,疏通六井。他在823年秋天到824年春天,亲自主持并完成了西湖水的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

  人物评价

  旧唐书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新唐书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唐才子传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白居易简历(篇3)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人物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洛阳安逝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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